三秦都市报—三秦网讯（记者 赵争耀）10月18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正式发布，陕西有11项考古发现成功入选：神木石峁遗址、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周原遗址、丰镐遗址、秦雍城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秦咸阳城遗址、秦始皇陵、法门寺遗址、唐大明宫遗址。
石峁遗址 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见证
位于陕西省神木市境内的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2012年至2014年，考古队发掘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发现内、外两个瓮城，南北两个砌石夯土墩台，以及“马面”、门塾等组成石峁古城相对完备的防御体系。发掘表明，石峁的外城东门址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庞大、结构最复杂、形制最规整的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2018年在皇城台顶东部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四周以石墙包砌，南护墙处发现70余件精美石雕，部分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
碳十四系列测年及考古学证据表明，石峁城址初建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是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相当于6个故宫，被誉为21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考古队领队孙周勇说，石峁城址大体量的建筑全是用石头堆积而成，推算总用石料12.5万立方米，在中国考古上绝无仅有。它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见证，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及发展高度的传统认识，对进一步了解东亚及东北亚地区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半坡遗址 开启中国首次大规模聚落考古实践
半坡遗址发现于1953年春季，1954年—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先生主持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发掘位置属于遗址的北部，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房屋遗迹40多座，墓葬200多座，还有大量陶窑、窖穴等遗迹。出土遗物上万件，主体遗存的文化性质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距今约7000年—6000年。半坡是中国境内首次采用聚落考古的先进理念大规模揭露的古代聚落遗址，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树立了聚落考古的标杆，在世界考古领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958年，国家在半坡遗址上建起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成为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该馆收藏各类文物18000余件，其中三级以上文物4000多件，化石标本300余件，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和动物骨骼标本若干。人面鱼纹盆是半坡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宝贵的文物，属国家一级文物。2008年，中国人百年期盼的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创意灵感就来源于它。
姜寨遗址 仰韶文化重大课题研究的典范
姜寨遗址位于西安市临潼区城区，是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一处以仰韶文化遗存半坡类型为主的史前聚落遗址，距今约6700年，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是我国二十世纪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该遗址也是我国第一次全面揭露聚落遗址，成为仰韶文化分期、仰韶文化聚落与社会研究等重大课题研究的典范。
2016年，陕西省正式通过了《姜寨遗址保护规划（2016年-2025年）》。规划书显示，姜寨遗址的聚落可分居住区、制陶区、墓地三大部分，目前姜寨遗址已发现或发掘的遗存内容包括房址146座、墓葬685座、窖穴503个，窑址和制陶作坊4座，牲畜圈栏2处，中心广场1处，以及部分壕沟、路土痕迹等，出土文物5000余件。
周原遗址 西周王朝的发祥地
从70多年前开始，中国考古人就从理论论证和实地考察两方面开始了寻找先周都邑的漫长探索。几十年间，一代代考古人在这里奋斗，察古知今，知往鉴来。194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石璋如先生对周原遗址岐阳堡进行调查；1976年，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大规模地发掘，发现著名的凤雏、召陈两处西周大型建筑基址，其中凤雏甲组基址是迄今所见结构最为完整的西周时期四合院式建筑，在该建筑中还出土了1万余片甲骨，其中200余片是刻字甲骨，这也是西周甲骨首次大规模集中发现……
近十年来，考古工作着眼研究与保护，深化遗址布局结构研究，采用“聚落结构调查方法”，初步建立了“周原遗址田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GIS系统”，动态地揭示了周原商周聚落“聚邑成都”的形成过程与性质。孜孜不倦的考古工作让世人第一次窥见周原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第一次让世人真切感受到西周文明的辉煌，也让学术界坚信周原就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
丰镐遗址 持续考古80多年成果丰硕
1933年，前北平研究院史学会的徐旭生、苏秉琦等在沣河沿岸开展第一次考古调查，开启了丰镐遗址考古的序幕，时至今日，考古工作历经了八十多年，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仅以西周时期的遗存发现与研究成果而言，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初步确立丰镐遗址的区域分布范围，年代和性质；建立西周考古的分期断代标尺；确定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划分标准；发现大型宫殿基址与建筑区，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以井叔家族为代表的贵族墓地，多处青铜器窖藏等大批西周遗存，为全面掌握丰镐遗址地下遗存分布状况和聚落布局提供大量材料。
丰镐遗址作为第一个在西安建都的都城遗址，其聚落布局一直是考古工作的重心。2012年，为了制定丰镐遗址保护规划，受西安市文物局丰镐遗址保管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开展“丰镐西周都城遗址范围确认及地下遗存分布状况考古调查勘探”项目，分别对镐京遗址和丰京遗址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和大面积钻探，初步建立了丰镐遗址考古地理信息系统。并通过全面考古调查、空白区域大面积考古钻探，科学准确地确定了遗址四至和西周遗存分布范围，并确定的丰京遗址西周遗存的分布范围约为8.62平方千米。
秦雍城遗址 从文献记载到考古实证的探索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工作者就对雍城进行过调查，50年代又进行了试掘工作，1973—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雍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摸清了雍城的位置、形制规模，以及城内的三大宫殿区和城郊宫殿等建筑遗址，还有城南发现规模宏大的秦公陵园和小型墓葬区。在雍城郊外还发现有秦人宫殿和其他遗址。蕲年宫是秦代著名的宫殿，秦王政曾行加冕礼于此。出土有“蕲年宫当”和汉代文字瓦当。推测其建造年代为战国中晚期，直到西汉仍沿用。在城关北街发现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手工业作坊遗址，内有青铜窖藏，出土28件青铜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国家把对神灵的祭祀和通过战争赢得胜利作为头等大事。根据文献记载，雍城郊外应当有一处延续时间700多年，历经秦的诸侯国、秦始皇至西汉晚期的国家祭祀场所。考古工作者历经29年，将线索逐渐拼对，终于在位于雍城西北郊外的雍山上首次发现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由外围环沟、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文化遗存，该遗址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国家大型“祭天台”。
汉长安城遗址 65年考古汉长安城露“真容”
汉长安城作为西汉和新莽的都城，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2014年，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被列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56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隶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考古队，对汉长安城遗址开展长期、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80年代，对未央宫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并在城的西北部勘探发现了横门以南的大型建筑遗址以及横门大街东西两侧用夯土墙围成的区域。90年代，考古工作在多地展开，通过发掘了解到西北部手工业作坊区的内涵，通过勘探初步确定了北宫的位置和范围，通过勘探和发掘搞清了桂宫的基本情况......
经过65年考古探索，考古工作者基本搞清了汉长安城的平面形状和规模、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与城内大街的形制、城内外水系的分布，以及未央宫与长乐宫、桂宫、北宫的范围和布局、武库的位置和建筑配置、西北部手工业作坊的种类等。以南郊礼制建筑为代表，城郊的面貌也逐渐清晰起来。考古专家表示，汉长安城遗址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发掘和研究价值。同时，在科学保护的基础上，也具有展示、传承历史文化传统的现实作用。
秦咸阳城遗址 为中国古代都城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秦咸阳城遗址位于陕西咸阳窑店镇，是战国后期到秦朝的都城遗址。在秦始皇“法天”思想的规划理念中，帝都咸阳“渭水贯都，以象天汉”，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成为汉长安城的基础，北区考古工作已开展逾60年，为中国古代都城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目前发掘已知在渭河北岸有大量秦文化遗迹分布，秦宫殿官署区分布于东北部台地，郭区分布于西南部河川地，秦陵与国人墓地分布于西北部塬地。”据考古专家介绍，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秦咸阳城遗址北区的整体布局面貌逐渐明朗，连续发现大型宫殿遗址、国家府库遗址等，解决了咸阳城“北宫”中宫、署关系；而石甲胄制作点、郭区功能的确定，有助于了解咸阳城与秦始皇陵之关系。
秦始皇陵 “千古一帝”的“地下王国版图”
秦始皇帝陵园又名“丽山园”，北依骊山，俯视渭水，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为宏大、埋葬最为丰富的一座大型陵园。
秦兵马俑坑是秦始皇帝陵庞大陪葬体系的一部分，一号兵马俑坑于1974年发现，1979年建成保护大厅并对外开放，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二十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在此后的考古发掘中，又在1976年相继发现了二、三号兵马俑坑。三座兵马俑坑，呈“品”字形排列，总面积约2万多平方米，坑内有真人真马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马7000余件，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坑内还出土有“剑、铍、矛、戈、戟、殳、弩机以及大量的箭镞”等青铜兵器多达4万余件，是秦时冶金技术之实物体现。此外，象征“军备库”的铠甲坑、象征为秦始皇灵魂提供娱乐服务的陪葬坑、为皇室提供饮食服务的陪葬坑，以及象征秦帝国中央政权三公九卿中廷尉官署的陪葬坑陆续被发现。
除了内涵丰富的陪葬坑，秦陵地宫中的水银，模拟了秦帝国的版图，它彰显出秦始皇“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的追求，表现的不仅仅是皇帝个人史诗般的英雄经历，更是对国家未来的深深牵挂。这是秦始皇心系天下的象征，也是作为帝国皇帝在另外一个世界对国家长久传承的企盼。
法门寺遗址 盛唐气象扑面而来
法门寺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原名阿育王寺，在唐代就是皇家寺院和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据史书记载，唐高祖李渊赐名“法门寺”，每30年开塔一次，将佛指舍利送至长安或洛阳由皇帝亲自供奉，先后有8位唐朝皇帝供奉过佛指舍利。公元874年，唐王朝完成最后一次供奉后，佛指舍利连同数千件唐皇室稀世珍宝一同被封入地宫。
1981年阴雨连绵，宝塔半壁坍塌。1986年，为了配合法门寺佛塔修复，考古队对塔基进行发掘清理，在塔基的正中部位发现了唐代建造的地宫藻井盖。次年4月，地宫大门被正式开启后，考古学家先后在八重宝函、汉白玉双檐灵帐、秘龛和阿育王塔中发现了4枚佛指舍利。经当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和副会长周绍良鉴定，秘龛内的为灵骨，即佛祖真身，其余三枚为影骨。据统计，除佛骨外，法门寺地宫还出土了以下文物：金银器121件，琉璃器20件，瓷器17件，珠宝等400件（颗），石质文物12件，漆木器及杂件19项，丝织品及衣物700多件，以及数万枚铜钱。佛教文化、宫廷文化、异域文化交织相融的盛唐气象扑面而来。
唐大明宫遗址 考古为大遗址保护“撑腰”
隋唐都城长安城，不仅开创了整齐划一、秩序均衡的棋盘型的都城模式，而且在其规模、开发以及繁荣程度等方面，都体现出当时东方国际性大都市的气派。而地处长安城东北的唐代三大宫城之一的大明宫，则是唐代使用时间最长的政治中心，曾展现过“九重宫阙开阊阖……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
大明宫考古是从1957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1957年到1962年，这是最基础、最重要的阶段，通过勘探和局部发掘，有了非常重要的大明宫实测图。第二个阶段是1963年到1994年，这个阶段考古工作主要是着重于发掘调查某一个宫殿或单元建筑的遗址，比如清思殿、三清殿等几个殿，以及翰林院等；第三个阶段是1994年到现在，这一阶段的考古主要是配合进行遗址保护、遗址展示，配合遗址公园的建设。
依据60多年的大明宫考古资料基础，及考古测定的数千个定点定位的数据，大明宫得以整体保护下来，建成了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