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南陵外藏坑出土金器
1月24日，由陕西省考古学会主办的第二届“陕西重要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太平遗址、周原先周建筑与西周城址、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西汉帝陵——霸陵遗址、咸阳洪渎原墓葬群、西安新小寨元代赵氏家族墓地等六个考古项目成功入选。
太平遗址：对探索中国多源一体的文明起源过程意义重大
太平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太平村的东侧，是在斗门水库项目建设过程中新发现的古遗址。遗址东北距西安主城区约15公里。位于秦岭北麓向渭河谷地延伸的一处河流阶地上，地势开阔平坦。
2021年度，发掘区域分为三处，分别位于遗址的西部、东部和北部，发掘面积3900平方米，共清理各类遗迹300余处，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骨角器等遗物。石器主要器类有石锤、石刀、石斧、石锛、石磨盘等，皆为磨制石器，也有少量石英质打制石片和石核。骨角器主要为日常所用的锥、镞、匕、笄等，也有不少卜骨。出土的陶器几乎涵盖了所有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常见的器类和组合，主要有斝、鬲、盉、鬶、盆、尊、绳纹平底罐、喇叭口高领折肩篮纹罐、带塔式盖敛口折肩瓮、各类单耳罐（杯）、双耳罐、双大耳罐、三耳罐等。还发现有百余件为质地通透、加工精致的玉器，主要器类有璧、璜、笄、臂钏、佩饰等，也有少量带线切割痕的玉料、玉璧芯、毛坯等。此外，还出土一件反映古代礼乐制度的陶铃和一枚刻划精美图案的陶牌饰。
图为太平遗址出土的陶铃
清理的客省庄二期遗迹主要以灰坑为主，也有少量房址、陶窑、灰沟和墓葬。西区南部发现环壕的西南转角部分，东区南部揭露出环壕的东南转角部分。环壕边界明显，保存完好，底部不平坦，两侧壁面皆可见明显的纵向挖掘工具痕迹。环壕聚落内分布有密集的大型袋状灰坑，其原始功能可能是用作储藏的窖穴，在废弃后用作倾倒生活垃圾的场所，灰坑内出土了较多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器碎片、厨余的动物骨骼碎块、残断的石器和骨器以及玉器碎片等手工业生产的废弃物。此次发现的分布相对密集的大型袋状灰坑，间接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力较发达，物质富裕，从而使储藏成为社会再分配的必要环节，为社会权力和社会分化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基础。
发现保存较完整房址一座，坐西朝东，平面大致呈吕字形的双间布局，其中西间地面铺设一层薄薄的白灰面，西间向东通过一条长约50厘米的过道与东间相连。此外，还发现了一座平面呈卵圆形的陶窑，系在生土中掏挖而成，烧结成青色或红色的窑壁硬面上清晰可见斜向齿状工具掏挖痕迹。
图为太平遗址出土陶牌饰
本年度的考古工作初步表明，太平遗址是一处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大型中心性聚落，年代约为距今4150——3700年前左右。发现的大量制作精致的白灰面地坪碎片表明该聚落内部应该存在若干装饰考究的高等级居址，暗示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浮选出的植物遗存表明当时人们主要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也部分种植或引入水稻等农作物，肉食资源则主要依赖猪、狗、羊、牛等家畜，也狩猎和采集鹿科动物、田螺、河蚌等野生和水生动物；出土的一套基本完整的操作链物质证据表明，当时聚落内部很可能已经拥有了具备一定专业化程度的玉石器手工业生产体系；出土的玉璧、玉璜等玉礼器组合，连同陶铃、卜骨等遗物已经初步显示出太平遗址所代表的史前社会已经出现了以礼制为核心的早期文明特征；出土的陶器既有典型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各类器型（如绳纹单把鬲、篮纹斝、花边口沿罐），也有一些来自其他周边文化区域的典型器型，如来自河南龙山文化的磨光黑陶单把杯、圈足盘、黑陶高柄豆、陶寺文化的合瓦形陶铃，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泥质红陶双大耳罐、麻点绳纹罐、双耳罐、三耳罐等。这些与周边区域所展示出的文化联系表明太平遗址已经具备了中心性聚邑的地位，是四方文化交流的辐辏之地，奠定了关中盆地中部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都城文化的史前基础，对于探索中国多源一体的文明起源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原遗址：首次发现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周原遗址是规模最大的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聚落，被学界认为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和西周都邑之一。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经过2020至2021年度的考古工作，首次发现了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一座西周早期城址（内城）和一座规模巨大的西周晚期城址（外城）。此外，还发现了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丰富了周原遗址的内涵，并基本确认了战国美阳县治所在。
图为周原遗址王家嘴1号建筑基址
此次发现的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位于岐山县京当镇王家嘴村西北，坐北朝南，基址整体东西宽38米、南北长约58米，总面积逾2200平方米。整体结构为前堂后室的两进四合院式建筑，目前已揭露南半部分，初步判断由正堂、东西厢房、庭院、附属建筑等组成。考古专家表示，这座建筑是周原遗址首次发现的先周时期大型建筑，建筑规模之大，形制之清楚，皆为先周时期之最，由此表明王家嘴一带是周原遗址先周时期聚落的中心。
在位于周原遗址西北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城址（内城），呈较为规整的长方形，面积约175万平方米，规模远大于以往发现的同时期西周城址，结合叠压打破关系及以往发现的城内外遗存分布情况，综合判断其始建年代为西周早期。还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西周晚期城址（外城），总面积约520万平方米，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西周城址，综合出土器物和叠压关系等各类信息，推断外城建于西周晚期。
“美阳”陶文
此外，在位于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西25米处，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该建筑基址由10道贯通的墙基槽分隔成9个长条空间，条内不规则分布着大量柱础坑。“基址被20多座战国晚期瓮棺打破，解剖时发现夯土内包含战国晚期陶片，因此推断年代为战国晚期。”据考古专家介绍，在建筑废弃地层中出土了带“公”字陶文的陶量，结合建筑特殊的形制、密集的木柱，推测可能是干栏式的大型粮仓。战国时期大型粮仓设置于乡以上行政机构。在王家嘴周边以往曾多次出土“美亭”陶文，本次工作还发掘出了两例“美阳”陶文，结合以上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确认战国时期的美阳县就在周原遗址的王家嘴一带。
“帝国第一门”：为深入探索秦陵营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秦始皇陵外城东门遗址位于秦陵封土正东约200米。1962年以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先后对外城东门遗址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对其规模有了初步认识，大致确定了外城垣东门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77米，东西宽22.4米，但是对门道数量与建筑结构认识并不清楚。为了给秦始皇帝陵园外城垣展示复原提供可靠资料，促进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1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图为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发掘全景
本次发掘联合建筑学等多学科共同推进考古工作，布设探方30个，实际发掘面积1000平米。“外城东门遗址地层关系简单，除自然冲沟7条、现代人工沟3条、现代污水沟1条、现代墓葬4座和现代灰坑1个之外，主要发现外城东门夯土台基，门道遗迹1处，瓦块和红烧土等建筑堆积。出土石质建材5件、铁器1件、乾隆通宝1枚、民国铜钱1枚。”据考古专家介绍，此次发掘搞清楚了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的规模、形制和基本结构，确定了外城东门属于夯土台基式建筑，为一门一道的城门结构，门道经过抹泥整平，残存有彩绘，门道的边缘以及高台式平台的拐角处均有人工石质建筑材料，柱洞遗迹，可以确定城门除城墙墙体外，还存在附属建筑。同时，厘清了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的营建与毁坏过程。利用地层堆积关系可以确定，东门门址先开挖大的地基坑，然后在坑内进行细夯；坑内细夯与坑边之间采取粗夯方式填充处理。在夯土台基之上，进行墙体与附属建筑的营建，墙体外侧抹有草拌泥，甚至有彩绘。从存在红烧土和碳屑的情况看，城门的毁坏与火有关，之后还经过流水破坏形成自然冲沟。
秦始皇帝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封建皇帝——秦始皇的陵墓，规模宏大，埋藏丰富。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堪称“帝国第一门”，其发掘收获为秦始皇帝陵建设理念、规划布局、陵墓制度的深入探索，以及中国古代“门阙制度”起源的追溯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文帝霸陵：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名位问题
公元前157年6月己亥日，汉王朝的第三代皇帝汉文帝刘恒在京城长安的未央宫病逝，7天之后，入葬霸陵。由于霸陵没有封土，史料记载又很少，关于其陵墓的具体位置，学界争论不休。考古工作者通过近二十年的团结协作、潜心耕耘，汉文帝霸陵田野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收获：位于西安东郊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葬身之处，纠正了霸陵在“凤凰嘴”的历史文献失误。
图为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着衣陶俑
文献记载，汉文帝霸陵在西安市东郊白鹿原畔的“凤凰嘴”。陕西的考古工作者采用考古勘探、地质探测等多种技术手段，多次对其进行了大范围细致探查，并未发现汉代陵墓遗存。此前，考古工作者曾在霸陵陵区进行抢救性勘探和试掘，发现了江村大墓及其陪葬坑等，为确定霸陵的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江村大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西端，北距“凤凰嘴”约2100米，东距窦皇后陵800米，为霸陵陵区范围内的重要墓葬遗存。根据这一工作成果，考古工作者重点复核勘探了江村大墓及外围区域。江村大墓东距窦皇后陵约800米，墓葬形制为“亞”字形，墓室四周有115座外藏坑，平面形制多为长条形。
“勘探成果表明，江村大墓西、北3000—4000米的区域内分布有数十座“甲”字形大型汉墓，目前发现3组20多座。根据其位置与规模来看，这些墓葬应为霸陵陪葬墓。”考古专家表示，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等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文献记载推断：江村大墓应为汉文帝霸陵。
本次考古工作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反映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证实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咸阳洪渎原墓葬群：墓主多数系皇亲国戚高官显贵
咸阳洪渎原是战国秦汉至隋唐高等级墓葬的首选之地，规模大，等级高，延续时间长，曾有北周武帝孝陵和隋唐名人墓发现。2020年至202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此区域发掘了战国至明清古墓葬3800余座，揭露出成片分布的战国、两汉、西晋、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的家族墓地和墓园，这些家族墓地或墓园规划整齐，各自独立而又排列有序，完整勾勒出长达2200余年的古代墓葬发展演变的序列，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空前绝后。
图为洪渎原墓葬上召窑墓地战国秦墓
图为洪渎原墓葬出土文物
据了解，此次考古发掘地点位于汉、唐长安城北的“洪渎原”墓地，是这个时期除陪葬帝陵外等级最高的墓地，埋葬的墓主多数系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并见诸史籍；已发掘的中大型墓葬占比大，纪年墓葬数量多，出土文物丰富。在发掘中，共发现战国晚期王陵（王后陵）及其陪葬墓地1处、西汉早期墓地1处、东汉家族墓地12处、西晋家族墓地3处、十六国家族墓地3处、十六国至隋代公共墓地1处、北朝隋唐墓园77座及大量的宋明清平民墓葬，出土文物16000余件（组），品类丰富，保存较好。其中东汉晚期的金铜佛像、北魏墓门楼上的土雕神像等前所未见，刷新了我们对相应历史时期考古遗存的认知，一经公布便引起学界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进一步探讨古代丧葬习俗，阐发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提供了丰富资料。
元代赵氏家族墓地：为研究元代商贸活动提供了实物资料
2021年5月至11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曲江新区雁展路南侧发现一处元代家族墓地。该家族墓地内的9座墓葬年代贯穿元代，序列完整，墓地排列清晰，随葬品丰富且多在原位未被盗扰，是研究元代家族墓地布局、葬俗以及元代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位于该墓地最西北部的M45出土朱书买地券一件，朱书文字虽有漫漶不清，但大致可识读墓主人为诸路质子千户赵伯杰，葬于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位于墓地中部的M44出土墓志一合，其上铭“元故兴平尉赵公墓铭” ，据墓志记载，墓主名赵镐，为兴平县尉，卒于延祐庚申夏（1320），其祖父赵伯杰，父赵仲荣，子赵睿。这两座墓葬出土的纪年文字材料，可以认定该处墓地为元代赵氏家族墓。位于墓地西北部的M45时代最早，向东南时代渐晚，墓地起用于元世祖至元四年，按照排列顺序推测，该墓地应葬了赵氏一家4至5代，延续时间基本贯通了有元一代。
图为元代家族墓地M44发掘现场
据了解，9座墓葬中共出土各类型随葬器物500余件（组），其中以陶明器为大宗，另有瓷器、三彩器、铜器、金银器、铁器、玉器和石器等类型。陶明器主要有仿古陶礼器、日用生活明器和陶俑三大类。仿古陶礼器有仿商周铜器类如外饰云雷纹的方壶、簋、簠、香炉，仿汉代明器的如仓、灶、釜等；日用生活明器有罐、瓶、烛台、盆、匜、盘、盏等。陶俑有墓龙、鸡、狗、羊、骆驼、马等动物俑，出行车马俑主要有牵马、车马和牵驼组合俑，另有各种类型的、神态生动的男女侍俑。
图为元代家族墓地M40墓室西南部出土瓷器
出土瓷器30余件，以器形分有梅瓶、玉壶春瓶、碗、盏、盘等，以釉色分有白釉、青釉、清白釉、酱釉等，以用途来分有茶器、酒器和饮食器等，这其中大部分是实用器物，使用痕迹比较明显。经初步鉴定，这些瓷器有来自南方的景德镇窑、龙泉窑、湖田窑，来自北方的钧窑、霍州窑和陕西本地的耀州窑等。另有数件三彩器，器型有枕、盘、香炉、瓶等；十余件玉器，主要有佩饰、冠饰和珠饰等；几件金器，主要为发钗等小型饰件。另外，在大部分墓葬中出土有五方五色镇墓石或铁犁、铁牛等镇墓类随葬品。
该家族墓地内的9座墓葬时代基本贯穿了有元一代，墓葬内涵较为丰富，包含多种葬制葬俗和大量、多种类随葬品，不仅体现了元代西安城中赵氏一族的家族兴衰史，更为研究元代关中地区中下层官吏阶层的思想文化与丧葬习俗提供了可靠的参考。另外，墓葬出土的瓷器品种丰富、时代明确、延续时间长，为研究元代瓷器的器型特征、元与南宋之间的交流和贸易等方面提供了实物资料。
据悉，除了入选的六大考古新发现，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主持发掘的西安月登阁隋唐墓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持发掘的西安杜城铸铁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发掘的汉长安城兆伦锺官铸钱遗址等3项考古，被评选为第二届陕西重要考古新发现入围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