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台》获奖的启发：陕派影视并非只有“汉唐风韵”
电视剧《装台》剧照
■雷莹
6月10日晚，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陕派电视剧《装台》荣获最佳编剧（改编）奖。作为陕派影视作品的喜爱者，笔者在向《装台》剧组表示祝贺的同时，更多的在思考对讲好陕西故事会有哪些新的启发。
《装台》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的同名小说，这部以陕西西安为背景的都市群像剧，从以刁顺子为首的一群舞台搭建者的真实生活视角出发，讲述了普通市井生活中，底层民众用双手和汗水改变命运，及其摸爬滚打间所品尝到的酸甜苦辣与世相万千。剧中，张嘉益与闫妮让全国观众领略到了不同于古装历史剧或大型纪录片中当代西安的新镜像。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身的地域特点及风格秉性。《装台》将具有代表性的西安地标性建筑和市民群像，浓缩成最鲜明的地域符号，或写实或尚意地展现在荧屏上，直接呈现给来自受众。很多外地观众通过该剧发现，除了“唐风汉韵”的厚重历史底蕴，现代社会里的西安都市生活，也是如此的鲜活多姿，生机盎然。镜头所及之处，大小雁塔、钟鼓楼、明城墙等历代古迹勾勒出青砖围城中的百样人生；刁家村、徐家庄、小南门等巷道闾里间演绎着都市霓虹中的斑驳光影；浓郁鲜美的羊肉泡馍、醇香爽口的夹馍凉皮、劲道可口的油泼臊子面，令人垂涎三尺，酝酿出人间烟火中的有滋有味；而早市摆摊的街边小贩、熙熙攘攘的市民食客，城墙根下砌长城的休闲麻友，以及在喧嚣的人群中奋起操练的广场舞大妈……这些琐碎而又热闹的世俗生活，连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们，构成了一幅生气勃勃的西安市井民情风俗画卷。这一切都在《装台》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电视剧《装台》剧照
该剧对原著进行了合理化改编，将装台人的生活细节娓娓道来。编剧马晓勇以小人物的视角刻画大时代中的背景故事。纵观全剧，无论剧情还是角色，都深深地扎根于最基层的市井人家。不同于盛世汉唐题材中宏大叙事下的“长安古意”，《装台》致力于聚焦当下，描绘出凡人琐碎生活的离合悲欢与个体沉浮，剧中没有英雄史诗般的“大主角”，都是些日常生活化的“小人物”，他们褪下了光鲜精致的柔光滤镜，以最原生态的朴拙样貌登场，饱尝着生活赐予的各种艰辛困顿，同时又坚守着可贵的精神标尺和底层伦理。正是这些出现在《装台》中的故事与人物，将古城西安展现出了不同于十三朝帝都的别样风姿——寻常巷陌，熙来攘往，蓬勃热闹，映出一派民气昭苏的现代性城市景象。
回望新世纪以来，一批以地域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凭借着反映现实、贴近生活等优势脱颖而出，为城市形象的树立和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历史巨制《汉武大帝》《贞观之治》《大明宫词》，再到后来陈凯歌的奇幻大片《妖猫传》，以及爆款网剧《长安十二时辰》，纷纷借由讲述汉唐故事，与西安这座城市达成了地理维度上的重叠。
但细察之下，我们会发现这些涉及西安文化形象的作品大多都围绕着“梦回汉唐”的宏伟图景来展开，其中作为现代化都市的西安则是相对比较沉默的存在。反映当代西安城市生活的，就只有2003年拍摄的《西安虎家》这样记录本地大院里普通人故事的情景喜剧和2009年上映的由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高兴》，进入了大多数国人的视野。而像《沙井村之恋》《纺织姑娘》《制服》这类作品则太过小众，对西安现代化城市形象起到的传播作用极为有限。可以说，在《装台》横空出世之前，新世纪的西安缺乏令人记忆深刻的以现代城市为母题的现象级影视作品。
电视剧《装台》剧照
所谓“大小雁塔香积寺，大明宫前存遗址，昭陵乾陵无字碑，长安只在诗词里。”曾几何时，关于西安的影像传播里充满了帝王将相、英雄美人的古典性符号，却一直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群像。广州有街头艺术形象的小阿七，我们却不能只有复古意义上的不倒翁小姐姐。诚然，故都长安是华夏民族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执念；梦回汉唐，是因为那里有我们曾经失落的荣光与梦想……但人不可能长久地沉醉在过去的盛景中，只论历史的恢弘大气，而忽视了当下的筑梦踏实。古代长安的一切恰好是现代西安城市文化风貌的一部分，这二者并非相互割裂的存在，现代城市也不应是脱离古代城市的新产品。但问题在于，讲故事不能仅仅拘囿于古老的宫城，甚至活在昔日汉唐的荣耀里，更要懂得如何将现代城市中的多元与繁复表达出来。
《装台》在上海获得最佳编剧（改编）奖，值得陕派影视从业者深入思考：除了“汉唐风韵”之外，陕派影视可以与底层民众的日常点滴更贴近，可以与现代西安的市井生活更融合，可以对真实质朴不失传统气息的现代城市文化符号进行影像化传播，让世界认识一个更真切更鲜活的当代陕西。
（剧组供图）
